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

　　泰山，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居中间地位，论方位，泰山在东，故称东岳。按中国传统，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东、西、南、北为四边，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却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这种违背常识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从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释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后，山东的儒生们极力鼓吹泰山的神圣。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的一个佐证。

　　泰山一带为齐鲁地区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据文献记载为传说时代，据考古发掘为新石器时代已无问题。因为有大汶口文化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为证。但是否至此为止，似乎还可上推。因为管仲说的72家中，可记得的12家，那不记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无怀氏以后。特别是孔子说，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涛外传》)这里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无怀氏，而是更早。早到什么时间，无从查考。但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余年间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体约85——150年有一人次。我们不说那“万数”需多少年，只说70余家，也需万年左右。

孔子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所谓“一圣人”是指孔子。其实，齐鲁地区古圣人何止孔子一个，上古的三皇五帝都是负有“圣”名的人物，他们与齐鲁与泰山有密切关系，已见上文，勿须多说。只说春秋战国时代称“圣”者孔子之外，就还有兵圣孙子、工圣鲁班、医圣扁鹊，以及次一等的复圣颜渊、述圣孔仅、宗圣曾参等。

　　“圣人”之下，是大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72贤。齐地管、晏之后，战国时代，稷下学者，多至数百千人。是这批圣贤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到两汉，齐鲁仍人才济济。魏晋之后，文化随人南迁，齐鲁地区才逐渐失去其先进地位。这些由上文已大体可以看出，无须多说，似乎也不最重要。最重要、最能说明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突出地位的还是孔子。

　　学术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不管内容多么复杂，其核心和主干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尽管儒家文化经过孟、荀及汉儒屡次改造，特别是董仲舒的改造，被汉武帝定为独尊的儒术，已非原来的孔子儒家，儒学已经齐化，成了齐鲁两国文化的融合体。但是孔子的创建之功，是怎么也抹不掉的。虽说“中华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有些过头，但说孔子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师则是恰当的。

　　所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接上下的中介工作，而是一项极为宏伟的创辟工程。对于孔于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创建其儒家学说的，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里难以展开，只能粗略地加以概说。如何评价孔子的这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我们从列宁评价马克思开创共产主义理伦体系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基础上创立的。他说：“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虽然孔子和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吸收他们那个时代以前人类创造的有价值的 东西，对他们以前人类创造的一切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时代的眼光一一加以审查、批判和研究，并结合社会现实的运动加以创新，则是有共同性的。

　　孔子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话。因周代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对前二代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但是，孔子的开创性工程，决不是只对周礼文化依样胡芦，而是对殷、夏两代文化以至唐虞之世也都有所批判总结和继承的，特别对史前占领先地位、能代表中华上古今正宗传统的东夷文化，他很感兴趣，曾向郯子问夷礼。“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还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东部沿海或附近岛屿，正是当时夷人还存在的地区。他对《韶》乐极尽赞美之词。《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认为《韶》乐不论是艺术形式(美)，还是思想内容(善)，都是达到了美、善之至的。而《武》则在形式上达到了完美，而在思想内容上还未达到至善。为什么?据传说：《韶》是大舜所作，《武》是周武王时的音乐。大舜是东夷人。也就是说，孔子在音乐方面，崇尚东夷胜过了西周。为什么他认为《韶》与《武》比较，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而思想内容《武》没有《韶》完善呢?这大概是因为《韶》体现的东夷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文化“仁”的精神本质，要比《武》体现的周礼文化的精神更高。孔子儒学思想体系是以仁为思想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它的核心是“仁”。“仁”是东夷人的本性，东夷文化的精神本质。《说文解字·羊部》云：“夷俗仁，……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孔子整理《六经》，系统研究了古代文化遗产;他周游列国，全面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然后以其超人的智慧，综合创新，建立了自己的既承古代文化传统，又开后代文化传统的庞大思想文化体系——儒学。

　　过去学术界往往囿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的夫子自道，以为孔子对古代文化 遗产只是整理编删，对于周礼文化也只是依样画葫 芦地进行复制，因此，肯定其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贡献，而否定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的文化建构的创造，甚至说他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奴隶制。这是偏见，是不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冯友兰先生对夫子自道有一种解释是比较中肯的。他说：“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他和他开创的儒家学派“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底，不是照着‘古之人’讲底。”山我赞成孔范今先生的意见：“不必泥于字面的意思，误以为孔子的思想不过是守旧式的总结和坚持。孔子的夫子自道，不过是在表明所倡有据，为自己指向伦理性实践的学说提供一个‘已然性’的实践基础而已。……很难想象……孔子作为一位开创一大学派的大师会一味泥古，裹足不前……我们并不想否认孔子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上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态度，但作为一种文化变革的范式，即打着崇古的旗号进行新的文化建构，从文化的角度或者从对历史变革的更宽泛的理解来看，对其内蕴深刻的革新意义，却不能不予以正确的认识。”“要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对将文化变革与政治历史混同一体以及对历史丰富内容的简单化理解中解脱出来。就从对历史的态度和作用来说，看到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文化失范即所谓“礼坏乐崩”现象，企图从人文精神方面补历史之弊，调整人们的社会生存，即如现在人们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一样，这怎能被视之为拉历史倒车呢?”

　　其实，孔于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对三代文化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能在‘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背景中，独对‘人道’做出耀古烁今的创辟，从而真正建构了古老中华文化核心秩序，并铸造了传统人文精神之魂。”三代文化，天地鬼神盛行?可以说是一种“天”主宰的鬼神文化。孔子改造了三代文化中的人格神观念和天命观念，排除了对鬼神的虚妄迷信，摄取了其中天命观的精髓，“为自己的入学建构找到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也为之奠定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基础。”

　　孔子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创造，是他引仁入礼，把东夷人文化精神中最本质的“仁”同三代文化、特别是周代文化中最基本的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以仁为核心内容，以礼为规范形式的仁学思想体系。什么是“仁”?“仁者人也”，这是最基本的概括。孔子对仁的解释很多，但都是讲的做人的道理，其中最核心—条叫做“仁者爱人”。“爱人”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也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法。所以康有为说，“仁者，人道交偶之极则。”郭沫若先生说：“所谓仁道”，“也就是人的发现。”的确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只有在奴隶解放的时候，才能出现这种“仁道”思想。孔子的“仁学”是适应奴隶解放这个潮流的。

　　但有些论者，至今把孔子的“人”或“民”说成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我们认为这太曲解孔子的原意了。其实，孔子的“人”是泛指人类，“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他物的‘类’的概念出现的。”“把‘人’看作社会构成的基元，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起点”，“不仅使其学说必然蕴含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平等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对于人类的永远的意义。孔子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确是振聋发聩的一声，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一个时代所占有，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孔子的亲和思想中，不仅没有族界，而且没有国界，凡天下有人之处均应如此，这和后世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没有共同之处。”

　　孔子的又一伟大革命性的创建，是他创办私学和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有教无类”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确立了一个平等的原则，创办私学又为使人人受教育开了先河。这对过去“学在官府”又何尝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开创?因此，说他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人，实不为过。

　　孔子崇尚周礼，但对周礼决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或死板机械地套用。而是循着其基本原则和思路加以改造和发展，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如他引仁入礼，要求礼一定要符合仁的精神，也就是守礼不违仁，故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文化之根，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模式，而且超出了它的原生区域和民族，走出了国界，远播东亚，形成了东方儒家文化圈，近世又波及西方，唤起“生活在那里的智者，也会在新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呼吁到东方去寻找孔子的智慧。”

　　孔子儒学之所以能被统治阶级定为正统思想，主要是因为孔子的思想满足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需要。一是赖于孔子超人的智慧，“好古敏求”，“学而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奋斗精神;二是他以睿智机敏的扬弃全面批判继承古代文化传统，完成了一次文化观念重大转型的开拓、改造和创新，伎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一次新生和飞跃的发展。故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凝聚的核心，为学者之宗，流传两千余年，几经阶级的、民族的、思想文化的斗争风雨和大批判的劫难而批而不倒，弃而不掉，今天和今后也还会在新的现代文化的构建当中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一位为前世集成，为后世立极的人物。他的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主要是因为他为统治者提供了御人之术，才为统治者捧起来的。

　　总之，齐鲁地区是古代中华文化和文明发祥较早的地区之一，齐鲁文化是黄河与泰山既冲撞又结合的产物，两度繁荣，且通过孔子完成转型，承上启下地联为一系。

黄河入海流-黄河口

　　黄河口

　　黄河为中国第二长河，也是世界著名的长河之一。全长5464公里，黄河入海口，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镇境内。地处渤海与莱州湾的交汇处，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而成。

　　黄河在垦利境内109公里，年径流量3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黄河每年携沙造陆3万亩左右，是中国唯一能“生长”土地的地方。垦利县现有土地面积313万亩，人均占有土地15.3亩，是山东省平均水平的5倍多，也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后备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东营是万里黄河入海的地方，是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所在地，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黄河之黄、草原之绿、大海之蓝，共同绘制了一幅多彩画卷。这里还有中国最完整、最广阔、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著名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鸟类的天堂。黄河河口的特点可以用“黄河口、大油田、红色圣地、黄金海岸”来概括。

　　随着黄河入海口的淤积—延伸—摆动，入海流路相应改道变迁。黄河河口入海流路，是1976年人工改道后经清水沟淤积塑造的新河道，利津以下为黄河河口段，是一个弱潮陆相河口。

　　这里旷野茫茫，芳草萋萋，国家级保护珍禽四季随处可见。黄河两岸，林场、芦苇、牧草带植被种类层次分明，黄河如同一条黄龙深入蔚蓝大海，堪称天下奇观。夕阳西下、长河落日的迷人风情，令人神往。

春秋五霸-临淄古都

　　齐国是周代诸侯国，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分为姜齐和田齐两个时代。其疆域主要位于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及河南省东北部，始封君为周武王国师、军师太公望姜尚。齐国是周代重要的封国，亦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周代东方主要诸侯国。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胡公时曾迁都至薄姑(临淄西北五十里)。 传至齐康公时，大夫田和放逐齐康公于临海的海岛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和自立为国君，是为田齐太公。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成为战国时代七雄之一，前221年，最后为秦国所灭。

　　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坐落于世界足球起源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齐国故都—临淄，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齐国故城人文景观荟萃，文物资源闻名遐迩，共有48处重点遗址，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

　　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包括齐国历史博物馆、东周殉马坑、排水道口、城墙遗址、临淄石刻馆、晏婴墓、三士冢等一系列景点。

　　齐国历史博物馆为齐国故城遗址的主要景点，1984年建馆，以齐国故城大城与小城相互衔接的特殊外形仿古堡式建筑。

　　内部仿汉代宫廷装饰，是全国十大异型博物馆之一，陈列了文物精品308件，陈列内容按时间顺序分先齐、殷商、东周、秦汉五大部分，有序厅、先齐厅、龙山厅、殷商厅、西周厅、春秋厅、韶乐厅、武威厅、城郭厅、蹴鞠厅、科技厅、火牛厅、秦汉厅、韶乐演奏厅等十五个厅，全面展示了齐国八百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介绍了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军事和礼俗，以文物表述历史，透过历史审视和评判文物，使参观者从内心深出领略和感悟齐文化的灿烂、辉煌，获全国十大陈列精品提名奖。多次受到各级部门的表彰，并被评为省级消费质量信得过单位。

　　东周殉马坑是齐国第二十五代国君齐景公陪葬坑，是中国三大殉马胜迹之一，被刘海粟盛赞为“殉马奇迹天下无”。

　　从公元前11世纪，姜太公封齐建立齐国直至公元前221年被秦朝所灭，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周代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为临淄遗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是全省乃至全国的文物大区。

　　在春秋战国都城遗址中，临淄的历史遗迹保存之完好、史料之丰富，均居我国已发现的所有春秋战国都城遗址之首位，完全可以作为东周遗迹文化的代表，与西安的秦汉唐遗迹文化、北京的元明清古建筑园林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

　　为全面提升齐文化的国际知名度，给齐文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临淄区委、区政府提出了齐国故城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成立了文物管理局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召开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动员大会，山东省文化厅也我区列为全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首位。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必使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显现出更加浓厚的文化底蕴，把历史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再现齐国故都之雄风。

周村-旱码头

　　周村古镇旱码头原名周村古商城，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位于山东省中部，属山东省淄博市辖区一。

　　早在明末清初，周村作为商业名镇，与中国南方的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成为无水路相通的全国四大旱码头之一 1904年5月19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五)周村正式被清政府批准开辟为商埠，使得周村商业更加繁荣。

　　周村旱码头主要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街组成，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50000余平方米，古镇内古迹众多、店铺林立、街区纵横，建筑风格迥异，为山东仅有、江北罕见，且至今仍在发挥其商业功能，被中国古建筑委员会的专家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山东省历史优秀建筑名单，并作为山东省“文化历史与民俗”旅游区的开发重点被列入“山东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是以体现鲁中商业文化精髓为主要内容的全省重点民俗旅游项目，是我国江北保存较完好的明清古商业街区，体现了浑厚的古商业文化。

　　周村旱码头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交通十分发达,东距青岛港300公里,西距济南国际机场50公里,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和309国道横贯而过。

　　旱码头旅游景区地势南高北低，总占地面积32.7公顷，包括两部分，一是重点保护区，保安街以西，涿河以东，新建路以南，棉花市街以北，占地19、7公顷。由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绸市街、芙蓉街等古街区组成。二是规划控制区，涿河以西，保安街以东，南下河街以北，新建路以南。有千佛阁、汇龙桥、清真寺等古建筑群，占地13公顷。

　　景区内店铺林立，古迹众多。有建于唐代的明教寺，建于清代的魁星阁，有闻名天下的“八大祥”等商业老字号，有“东方商人”孟雒川的故居等。这里还是是阁老刘鸿训、宫保李化熙、武状元王应统等历史名人的故乡。商业文化内涵丰富，人文历史源远流长。

蒲松龄故居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城东约8华里，有一个至今还保留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个偏僻不易被人发现的村落，却因一部《聊斋志异》饮誉海内外而名声大震，传递到五洲四海大江南北，这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诞生地—蒲家庄。

　　蒲家庄，原名三槐庄。始建于宋代，以村内三棵古槐而得名。明初，村东沟壑内有一水井，古时常满而溢为溪，故村名称满井庄。据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蒲松龄撰写的《重修龙王庙碑》记载：“淄东七里许，有柳泉。邑乘载之，忘胜也。水清以渝洌，味甘以芳，酿酒旨。瀹增茗香。泉深丈许，水满而异，穿甃石 出焉，故以又名满井。”这是尚能找到最早“柳泉”和“满井”称谓的惟一文献记载。

　　村里建有满井寺，飞檐螭首，画栋雕梁，轩敞疏朗，典雅大方。明代邑令陈时万《重游满井寺即事三首》曰：“细草垂柳一涧青，病身聊复憩幽亭。老禅行脚归无日，闲饵僧雏学诵经。寺门南对树峰斜，携酒重寻上界花。病骨瘦来终跌宕，犹能击鼓弄掺挝 。敞襟露顶趁天风，叠膝临泉万虑空。坐对寒岩浑面壁，乱山折断夕阳红。”

　　1980年建蒲松龄纪念馆，对故居、柳泉、墓园进行了修葺、扩建，征用民宅，改建了著作版本、书画题咏展室，资料室，接待室，办公室，增设了南大门，使故居的管理日趋完善。故居已成为一处初具规模的蒲学研究阵地和驰名中外的旅游点。

博山内画瓶

　　博山内画瓶，原称内画鼻烟壶，产于博山区。系在透明 琉璃瓶内壁作画，故称内画。属珍贵工艺美术品。使用特殊工具，将竹签削尖使弯，制成构形竹笔，蘸以颜料，伸入瓶口于内壁上作画。瓶口狭窄，操作不易，且不能起稿、涂改，故非技艺娴熟、胸有成竹者，难以胜任。

　　博山内画品种繁多，造型新颖别致;小的不及一寸，大的高过二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近年来又研制出《内画香水瓶》、《内画项链》等新产品，中外旅客争相购买，被视为难得的纪念品。

　　内画是汉族特有的一种传统工艺，博山内画瓶原称内画鼻烟壶，产于博山区。系在透明琉璃瓶内壁作画，故称内画。属珍贵工艺美术品。使用特殊工具，将竹签削尖使弯，制成构形竹笔，蘸以颜料，伸入瓶口于内壁上作画。瓶口狭窄，操作不易，且不能起稿、涂改，故非技艺娴熟、胸有成竹者，难以胜任。玻璃是我国的一种创造，博山是中国著名的琉璃生产基地，“琉璃之乡”，拥有内画、刻画、花球、珠帘等系列琉璃共2500多个花色品种。

　　博山内画瓶工艺精巧，造型新颖别致，千姿百态，被誉为独树一帜的“山东画派”，收藏家们视其为珍品。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鼻烟壶生产盛极一时。到了咸丰年间，北京艺人首创鼻烟壶的内画技术，轰动一时。稍后，博山民间画师毕荣九等人辗转得其技法，逐渐形成内画艺坛上的山东画派，与北京画派同享盛誉，受到清朝慈禧太后的赏识，被列为宫廷用品之一。

　　博山琉璃内画是一种具有独特技法的汉族传统工艺美术。它是以圆、扁、方、长、棱、梯、椭和拟物等型的琉璃水晶料做壶坯，用特制弯型细竹笔，在口小如豆的壶内绘出山水花卉、人物寓兽等画面，是一种欣赏与实用相结合的袖珍工艺品。

周村烧饼

　　周村烧饼是中国山东淄博的一种传统小吃，因产于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而得名，是山东省著名汉族美食之一。周村烧饼制作历史悠久，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据传为一位叫郭云龙的先生在一种马蹄形厚烧饼基础上创制而成。其外形圆而色黄，正面贴满芝麻仁，背面酥孔罗列，薄似杨叶，酥脆异常。入口一嚼即碎，香满口腹，若失手落地，则会皆成碎片，俗称“瓜拉叶子烧饼”。周村烧饼以传统工艺精工制作而成，为纯手工制品，有“酥、香、薄、脆”四大特点，富有营养，老少皆宜。几经工艺改造，已是驰名中外、家喻户晓、深受世界各国消费者喜爱的传统小吃。

　　古代

　　周村烧饼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据考证，其前身乃为“胡饼”(芝麻烧饼)，《资治通鉴》记载，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就有贩卖胡饼(即芝麻烧饼)者流落北海(今山东境内)。据史料记载，明朝中叶，周村商贾云集，多种小吃应时而生，用以胡饼上贴烘烤的“胡饼炉”此时传入周村，当地饮食店户的师傅结合焦饼薄、香、脆的特点，加以改进，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大酥烧饼，此即当今周村烧饼的雏形。清光绪六年(1880年)，周村“聚合斋”烧饼老店对烧饼制作工艺潜心研制，几经改进，使周村烧饼以全新的面目，独特的风味面世。清皇室曾屡次征购“聚合斋”烧饼为贡品。

　　近代

　　但是，使周村烧饼具备今天所说的“薄、香、酥、脆”四大特点的却是在近代。周村区高塘镇王家庄是目前民间生产周村烧饼最多的村庄之一。该村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周村烧饼正是基于一位名叫郭云龙的师傅的发展，方才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特色。郭师傅在烤制当初厚厚的大酥烧饼时，偶然发现饼上面鼓起来的部分薄而香脆，加上芝麻，吃起来香而不腻。于是他大胆试制新品，果然深受大家喜爱。于是，不经意间便推而广之。

　　1958年公私合营，由郭云龙老人之子郭芳林携祖传工艺和秘方合人原周村食品厂。周村人民政府代表全区人民向毛主席赠送过大酥烧饼。79年大酥烧饼以“周村”作为商标进行注册，正式定名为“周村牌”周村烧饼。周村烧饼也是屡获殊荣，像“商业部优质产品”、“山东省优质产品”、“山东省传统名特食品”、“国家质量达标食品”、“中华名小吃”、“中国名点”、“国家级无公害产品”、“中国放心食品信誉品牌”等称号。